摘要:

摘要: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及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已成为关键。本文重点探讨了县域作为城乡连接的重要节点，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现实意义与可行性。县域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不仅能有效降低实施成本，还能在较大范围内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因此被视为新发展阶段推进城乡融合的核心抓手。然而，县域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县域城镇承载能力不足、工业带动能力薄弱、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不畅及乡村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导致城乡融合效果有限。为此，本文提出应以实现“县城-镇-村”空间、要素、产业、设施、服务和治理的融合为目标，全面推进城乡空间一体设计、要素一体改革、产业一体协作、设施一体建设、服务一体供给和社会一体治理等行动计划，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和实施路径。最终，旨在为县域内率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提供持久动力，并为全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借鉴与经验。

摘要:城乡融合发展是重塑城乡关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研究深入解析了城乡融合的本质，全面梳理了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历程与现实困境，指出当前城乡融合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乡要素流动受阻、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未达成及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等。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本研究提出了片区统筹推进城乡融合的新思路，重点阐述了片区统筹的政策内涵与理论机制，并结合广清接合片区的实践进行分析与论证。研究表明，片区统筹具有“以县域为载体”“突破行政边界”和“集群式发展”等特点，有助于缓解城乡“融而不合”的问题，推动城乡经济与社会的深度融合。未来推进城乡融合的重点可聚焦三方面：一是明确县域在城乡融合中的主战场地位；二是探索破除行政区划壁垒的制度创新；三是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摘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重塑新型城乡关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必由之路。本研究系统分析了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逻辑，指出了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并提出新时代新征程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路径。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推进城乡融合的制度框架已初步构建，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快向农村延伸覆盖，但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机制与监督体系缺乏，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不足，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体制机制障碍尚未彻底消除。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应率先在县域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同城同域同权。关键是围绕“破”“融”“下”“统”四个方面深入推进相关工作，加快破除妨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乡土地要素市场化、农村产权交易规范化的制度壁垒，促进城乡产业发展、居民生活、生态治理相融合，推动城市人才、资金、科技等要素下乡，有效统筹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力量，逐步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摘要:城乡融合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实现城乡融合提供了有效手段。本文基于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度了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数字经济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时空演变分析，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2）数字经济不仅促进了本地城乡融合的进程，也对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3）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城乡融合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显著，而中部地区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基于此，本文建议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利用数字化手段加速城乡融合进程；促进区域间技术合作与共享，发挥数字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因地制宜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政策。

摘要:城乡融合发展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数字技术破除城乡时空限制，促进城乡要素合理配置，是扎实推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推动力。本研究在系统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融的内涵及特征的基础上，从公平、效率和可持续三个方面深入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融合的理论逻辑，指出了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普惠金融驱动城乡融合的实现路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拓展融资渠道、赋能公共服务、降低交易成本、增强要素流动、对接绿色产业需求等渠道，有效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公平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进可持续发展。当前数字普惠金融仍面临区域数字鸿沟较大、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不高、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与城乡融合需求不匹配、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制约着城乡融合的进程。未来亟需进一步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发展创新多元化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完善相关法规和配套政策、强化政策协同，以有力支撑城乡融合。

摘要:以县城为载体推进城镇化建设，既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双轮驱动下的必然选择，也是内外双循环的宏观环境下激发经济发展内生活力的重大决策。本研究基于“驱动力-状态-响应”三维分析框架，构建了中国县城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多因素综合加权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从时空双视角揭示中国县城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县城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状态子系统优于驱动力和响应子系统。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金融支持力度和农业机械投入对中国县城城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进一步分析空间溢出效应发现，农业机械投入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对邻近地区县城城镇化发展产生了正向影响，而地形地貌则产生了负向影响。本研究主要政策启示为：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发展的阶段性差异，通过增强子系统发展协调性、深化区域协作、完善配套支持等方式，提升县城城镇化发展质量。

摘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稳步提升，对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和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量化分析1950—2022年粮食政策文件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粮食市场局部均衡模型，把握政策实施对粮食市场供需的既有影响，并模拟未来可能的政策变化对粮食市场供需的影响。研究表明：1）中国粮食政策文件数量及政策指数呈现出波动增长的态势，且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特征。2）粮食安全问题的关注、管理和责任部门逐步呈现多元化，政策制定实施得到不断落实落细。3）粮食政策实施对粮食单位产量和价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粮食政策指数增强助推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提升粮食供给保障能力，并推动国内粮食食用、饲用及其他消费增长；粮食政策指数降低作用相反。粮食政策对单位面积产量的作用较对播种面积的作用更为明显，粮食增产重心应放在提高单产上；政策实施对粮食饲用消费的影响较食用消费影响更大，未来粮食用途重点应放在饲料粮上。基于此，建议加强粮食政策的法律法规建设，提高粮食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协同性；强化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摘要:基于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视角，剖析高标准农田建设赋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揭示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基准回归结果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且多种检验均显示研究结果稳健。影响机制分析得出，通过促进耕地规模经营、耕地质量提升和耕地生态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够有效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异质性分析显示，农户类型和地貌类型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存在差异性影响，其中，与小规模农户相比，适度规模农户的影响效应更优；与丘陵地区相比，平原地区的影响效应更优。因此，高标准农田建设应以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为核心理念，持续增强耕地要素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保障能力；充分发挥适度规模农户对小规模农户的引领作用，因地制宜地走好差异化、绿色化、特色化的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摘要: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进程，已经引起学术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注意力基础观、制度逻辑和资源编排理论整合的视角，采用纵向案例研究的方法，探讨了寿光市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催生和发展历程，这一发展模式被称为“寿光模式”。研究表明：1）一个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路径是主导产业的培育、绿色发展、平台创建，直至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2）在各个发展阶段中，注意力的配置和聚焦方向始终贯穿着对技术要素和增收致富的诉求，制度逻辑形成了对发展的认同，资源编排形成了资源的转化能力；3）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是人才、土地、科技、资本和数据等资源要素创新组合的过程，突破了传统农业的边界。研究过程揭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内在机理，推进了资源编排理论的深化，研究结论为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摘要:深入探究农业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态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2007—2023年我国上市农业企业的微观数据样本，分析了品牌化建设对农业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品牌化建设有助于推动农业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机制分析表明，品牌化建设通过“信任凝聚”和“合作创新”两条路径来提高农业企业新质生产力。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会削弱品牌化建设对农业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而市场竞争强度会强化品牌化建设对农业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正面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品牌化建设对大规模农业企业、国有农业企业和地区营商环境较好时对农业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针对农业企业品牌化建设，政府应强化品牌化建设的战略核心地位，深化产学研合作机制，增强金融扶持力度，并制定差异化政策，以提升农业企业对品牌化建设的意识及实施能力。

摘要:险，作为农业保险的延伸，正日益获得政府赋予的绿色金融属性，并有望在农业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引导和激励作用。本文基于2011—2021年30个省（区、市）（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和西藏）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对农村绿色保险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绿色保险整体上对农业绿色转型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本地区农村绿色保险的提升还对邻近地区的农业绿色转型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分析进一步揭示，农村绿色保险通过激励农户扩大生产规模、增加资本投入及提升技术水平等途径，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粮食主产区和东部地区的农村绿色保险对农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基于上述发现，本文建议中央和地方政府进一步完善绿色财政支农体系，推动农村绿色保险向绿色方向持续发展，并因地制宜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发挥农业绿色发展的区域联动效应。

摘要:数字乡村建设是推动农旅融合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对促进乡村经济转型、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9—2020年中国1 266个县域的面板数据，本研究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旅融合发展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2009—2020年，中国农旅融合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显著促进了农旅融合发展，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扩大内部规模经济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推动了农旅融合发展。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旅融合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农业强县及数字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地区更为显著。因此，应加强农旅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进技术进步与规模发展，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为加速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提供新思路。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动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价值实现，是壮大村集体经济和促进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为研究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农户物质和精神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基于理论分析，利用2014—2018年CLDS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价值实现显著提升农户的物质和精神富裕水平，此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这一价值实现通过增加就业机会和提升农户经营能力来提高物质富裕水平，通过改善公共服务来提高精神富裕水平；3）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农户物质和精神富裕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区域和个体异质性，在沿海省份及高教育、高收入群体中对物质富裕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在沿海省份及低教育、高收入群体中对精神富裕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盘活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并根据村庄和农户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支农惠农政策，以助力实现农户的共同富裕。

摘要:农业面源污染是当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合理的种植制度能够有效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并提高农田的资源利用效率。为了探索适合湖南省红壤区的可持续农业种植模式，本研究基于湖南省 10个国家级农田长期定位监测点的种植制度试验，选取了当地农民习惯施肥条件下的多种种植模式，包括：水稻 -水稻 - 紫云英（ RRC）、水稻 - 水稻 - 大麦（ RRB）、水稻 - 水稻 - 冬闲（ RRW）和水稻 - 水稻 - 油菜（ RRO）4 种双季稻模式；烤烟 - 水稻（ RT）、水稻 - 冬闲（ RW）和水稻 - 油菜（ RO） 3 种一季稻模式；以及棉花 - 油菜（ CR）、大豆 - 红薯（ SS）和玉米 - 萝卜（ MR） 3 种旱作模式。通过生态经济效益综合评价法，评估了不同种植制度的生态经济综合效益，旨在为湖南省农田种植制度的合理布局、提升农业生产效益和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在10种模式中， RRC模式的综合得分最高，为0.734，其次为SS模式（ 0.675），RO 模式和 CR 模式得分也较高，分别为 0.666 和 0.670。得分最低的是 RW 模式（ 0.392）。因此， RRC 模式被认为是红壤区兼顾经济和环境效益的最优种植制度，值得推广；而 RW 模式的生态经济效益最差，不建议农民采用。

摘要:畜禽废弃物作为有机肥源，其替代化肥在提高水稻产量和氮素利用效率方面具有潜力。本研究通过盆栽试验，选取湖南省主要成土母质发育的水稻土，研究在等氮条件下，不同比例的牛粪有机肥（30%、50%、60%、75%、100%）与化肥配施对水稻产量及氮素吸收的影响。结果表明，砂岩风化物、河湖沉积物、板页岩风化物发育的水稻土在牛粪有机肥替代比例为60%、75%、30%时稻谷产量最高，差异具有显著性；花岗岩风化物和砂岩风化物发育的水稻土，施用75%牛粪+化肥的处理显示最高的氮素收获指数；石灰岩风化物水稻土施用60%牛粪+化肥、第四纪红色粘土水稻土施用50%或100%牛粪+化肥时，氮素收获指数最高；板页岩风化物水稻土施用30%牛粪+化肥时，氮素吸收效率最高；花岗岩风化物和河湖沉积物发育的水稻土施用75%牛粪+化肥时，氮素利用效率最高；砂岩风化物、河湖沉积物、板页岩风化物发育水稻土的氮素偏生产力分别在60%、75%、30%牛粪+化肥配施时最高，且差异显著。研究表明，湖南典型成土母质发育的水稻土施用不同比例牛粪有机肥对水稻产量及氮素吸收利用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稻田中适宜的氮肥有机替代比例应考虑土壤成土母质的差异。

摘要:土壤磷及其赋存形态对农田施肥管理和磷素利用效率优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我国东部四个气候区（中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林地、旱地、水田）下土壤全磷（TP）、有效磷（Olsen P）和微生物量磷（MBP）的含量特征。结果表明，暖温带土壤TP含量较高，但Olsen P和MBP较低，可能与高pH条件下磷的固定作用有关。中温带和热带土壤TP含量较低，Olsen P较高，主要由中温带有机质含量高及热带高温湿润条件促进磷素转化引起。亚热带土壤TP和Olsen P最低，可能由于强降水和土壤铁铝氧化物的固定作用。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中，农田土壤TP、Olsen P和MBP普遍高于林地土壤。中温带水田Olsen P高于旱地，但MBP低；暖温带水田和旱地土壤无显著差异；亚热带和热带旱地土壤Olsen P和MBP高于水田。总体上，旱地土壤磷素有效性较高，微生物同化磷素较强。环境因子分析表明，土壤TP、Olsen P和MBP的含量与土壤有机碳、年均温和年降水相关。研究为优化我国东部农田磷素管理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摘要:我国南方地区的稻田和旱地土壤普遍受到镉（Cd）和砷（As）复合污染，严重影响土壤质量和农作物生长。因此，研究土壤Cd和As的活性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环境和农业意义。本研究以紫色砂岩、砂砾岩、石灰岩、板页岩和第四纪红土发育的18对稻田与邻近旱地土壤为对象，比较分析其有效态Cd和As、关键理化指标及优势微生物类群等差异。结果表明，稻田土壤中Cd、As的有效性与土壤总Cd、总As显著相关（r = 0.74，r = 0.78；P < 0.01），而旱地土壤中Cd、As的有效性则与土壤pH、总As及全磷显著相关（r = 0.45，r = 0.61，r = -0.55，P < 0.05）。稻田与旱地土壤在门属水平上的优势微生物类群及其功能分析显示，不同母质的稻田土壤之间微生物类群相似，且与亚硝酸盐氧化、铁还原和固氮过程相关；而板页岩、石灰岩和第四纪红土的旱地土壤主要与铁还原和硫氧化过程相关。回归分析表明，稻田Cd、As活性的主要影响微生物是硫氧化菌（Sulfopaludibacter）和铁还原菌（Pedosphaera）；旱地土壤则主要受反硝化菌（Steroidobacter）和厌氧粘菌（Anaeromyxobacter）的影响。RDA分析结果表明，土壤pH、土壤总As、有效态铁、有效态硫是影响优势微生物类群相对丰度及其功能的关键环境因子。综上所述，通过调控土壤的关键理化性质以及参与土壤氮、铁、硫循环过程的优势微生物相对丰度和功能，可以为降低稻田与旱地土壤中的Cd和As活性提供理论依据，并为我国南方Cd和As复合污染土壤的修复提供重要参考。

摘要:伊乐藻（Elodea nuttallii）是用于克氏原螯虾（Procambarus clarkii）和中华绒螯蟹（Eriocheir sinensis）养殖最主要的水草。然而，冬季低温环境对伊乐藻的生长发育产生显著影响，并进而影响次年水草的生产及水产养殖。本研究设置了三种水深梯度（50 cm、100 cm、150 cm），通过阶段性测定温度、生物量、可溶性糖等生理指标，探讨不同水深对伊乐藻越冬期（10月至3月）生长和生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当气温超过10 ℃时，水温随着水深的增加而降低；当气温低于10 ℃时，水温随水深的增加而上升；当气温低于0 ℃时，水深超过100 cm时水温趋于稳定。2）植物株高随着水深的增加呈先增后稳定的趋势；实验结束时，生物量从大到小排序为：100 cm > 150 cm > 50 cm。3）随着水深的增加，植物可溶性蛋白质含量逐渐减少，而可溶性糖含量则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表明适当增加水深有助于减缓低温胁迫对植物的影响。4）当水深超过100 cm时，低温胁迫得以显著缓解，有利于伊乐藻的后期生长发育。综上所述，保持水深在100 cm左右是越冬期水草管理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