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技小院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创新组织模式，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科技支撑。本文基于宏观和微观层面阐释科技小院产生的现实需要，结合实地调研系统分析其发展演变与功能定位，探讨其运行保障机制与取得的实践成效，提出引导科技小院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建议。研究表明，科技小院的产生顺应了微观层面农户对先进农业技术需求增加，以及宏观层面现代农业发展对农业科技进步依赖加大的现实需要，在发展过程中演绎出“自下而上”式农业科技创新、“科普志愿”式农业社会服务和“产教融合”式农业人才培养三重功能，且三重功能定位以科学技术为纽带，形成了激励相容关系。科技小院以高校科研院所为内核，各主体之间形成了不同目标导向的利益联结机制，其中正式制度施加规范约束、服务互动融入社会规范、多方支持构成物质保障，推动科技小院有效运行。科技小院创新了农业技术推广模式、促进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了农民综合素质水平、开创了农业人才培养新模式，取得了显著的综合效益。因此，未来科技小院发展应深入明确功能定位、强化制度约束、加强组织创新和推广经验典型，走错位发展、规范发展、融合发展和共享发展之路。

摘要:美国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世界超级农业大国与其成熟的农业政策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1933年颁布第一版农业法案后的近90年的历史演变中，美国已经发展了严密可靠的农业安全网，而农业安全网在稳定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经营及保障农户收入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2018年颁布的美国农业法案，分析美国农业安全网之农产品计划、农作物保险计划和灾害援助计划三大主要内容及其特征，探讨不同形态小农国家如何从中借鉴并完善农业政策问题。研究表明，美国农业安全网牢固且具有弹性，具体体现为：对农户的保障范围和力度大；将安全网财政负担设置在可控范围内；农户的权利与义务同行；最大化兼顾国内农业生产环境和WTO国际规则；管辖机构间分工明确、协作紧密等特点。在农产品全球自由贸易加深、气候异常、疫情等因素威胁农产品价格和农户收入稳定的大环境下，中韩两国的农业政策仍有诸多不足，亟须完善。据此，给韩国农业的政策启示是：需制定更加多样灵活的农业补贴政策；扩大农产品支援品种；需形成政策间的协调联动机制；引入强制性财政支出方式。给中国农业政策带来的启示是：推进并完善农业信息化建设；制定长效且不乏弹性的农业政策法规与完善的财政补贴体系；加大财政支持，发展健全的农业保险制度；充分利用现有的WTO规则支持重要农产品生产，并积极筹备下一轮农业谈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粮食安全等议题争取更多权益。

摘要:拖拉机是农业机械化的“龙头”，世界上农业发达的国家无不拥有强大的拖拉机制造业。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中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要先实现拖拉机制造业的强盛。然而，中国拖拉机制造业在核心技术方面尚存在外部依赖。本研究以一拖为例，基于调查搜集的企业内部资料，利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方法，从技术引进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拖拉机制造业技术能力的形成，分析苏联拖拉机技术的引进及其影响，探讨中国拖拉机制造业的创新及其技术源头。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拖，引进了拖拉机制造技术、人力资本和企业管理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新产品的研发，改进了工艺与工装、材料与设备。苏联技术的引进奠定了中国拖拉机制造技术的基础，促进了行业的发展壮大，促使中国拖拉机制造业“走出去”。但这一时期的全盘技术引进也对拖拉机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技术盲从、束缚企业自主性等负面问题。中国的拖拉机制造业要实现技术跨越、赶超先进，不仅要引进适宜技术更要具备自主创新的能力。因此，基于政府层面，要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发展；基于企业层面，要积极引进世界先进技术，构建完整的吸收机制，重视自主创新。

摘要:随着中国谷子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谷子种业呈快速发展态势，种业融合是进一步提升产业效益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总结中国谷子种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谷子品种转化模式，提炼谷子种业融合模式，探析其融合动因与障碍因子，探讨谷子种业融合发展路径。研究表明，中国谷子种业历经孕育期（高产育种）、萌芽期（高产多抗兼顾优质育种）、起步期（抗除草剂育种）和成长期（优质中矮秆抗除草剂育种）四个阶段，优质、抗除草剂、中矮秆宜机收突破性品种的育成是谷子种业快速发展的源动力。谷子品种登记、植物新品种授权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企业登记谷子品种数量超过科研单位，品种适应性进一步扩大，种企分布与谷子产区分布基本吻合；但种企创新能力较低、人才缺乏、育种资源不足的现状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谷子品种转化模式主要有招标式、定制式、一体化式和自主转化四种模式，主推品种依然是以转化科研单位育成品种为主。在谷子种业起步期种业主要与种植业融合，在种业成长期和快速发展期谷子种业与种植业、加工业和服务业均有不同程度的融合，形成了纵向延伸、横向交叉、高新技术渗透等融合模式，但谷子种业融合仍存在融合度低、功能拓展不足、高新技术渗透融合力弱等问题。为此，谷子种业深度融合需要从延伸谷子种业链条、深挖谷子多功能属性、强化高新技术渗透融合和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等四个方面同步推进。

摘要:农产品品牌与流通一体化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于新发展格局下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本文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构想，在厘清农产品品牌和流通一体化影响农业经济增长机制的基础上，综合选取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数据并匹配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非线性门槛模型，分品牌、分区域系统揭示农产品品牌、流通一体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以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为代表的农产品品牌与农业经济增长差异呈现趋同关系。农产品品牌、流通一体化对农业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明显空间异质性，农产品品牌对中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边际作用更大，流通一体化对东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边际作用更大。从细分农产品品牌来看，与“地理标志商标”相比，“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地理标志产品”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更大。流通一体化对于农产品品牌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全国层面来看，随着流通一体化程度跨过更高的门槛，农产品品牌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具有非线性递增现象；分区域看，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流通一体化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具有异质性，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随着流通一体化程度迈过更高门槛，农产品品牌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递增现象更加明显。因此，建议加快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和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同时要注重农产品品牌建设与流通体系建设的协同性，以品牌现代化和流通体系现代化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摘要:由于耕地质量、生态的测度等受多种限制性因素影响，致使当前“三位一体”的耕地保护格局在实施过程中仍以数量管控为主，这与新时期粮食安全和低碳社会存在脱节，亟需建设面向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耕地保护转型体系。本文基于相关统计数据和文献观点，结合农业高质量发展对耕地保护的新要求，梳理农业高质量发展格局下耕地保护现状和现实困境，探索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耕地保护转型路径。研究表明，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耕地保护需要兼顾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实现粮食安全与碳减排双重目标。然而，现阶段耕地依然存在保护耕地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耕地碳排放持续增加、保护耕地与保护生态难协调等问题阻碍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可从“本体角度、拓扑关系、科技助保”三个方面探索耕地保护转型路径，即转变耕地本体内涵，从现状耕地向可耕地内涵转变；从严格保护耕地向严格管控建设用地的数量、强度和生态转变；将科技创新应用于耕地生产的各个环节，实现耕地生产绿色高效。因此，建议依据可耕地宜耕性高低合理布局农作物及作物结构，利用土地整治提升耕地生态以降低碳排放；根据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严格管控建设用地总量，确保优质耕地不减少，进一步提升农业高精尖技术实现耕地绿色增产；制定相关激励政策引导科研工作者和农户自下而上自愿进行耕地保护。

摘要:探索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的风险感知和风险态度是影响其退出意愿的重要因素。基于风险社会理论，以河北省唐山市郊区为例，利用实地农户调研数据，分析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风险感知和风险态度，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s回归模型和层次回归模型探讨农户风险感知、风险态度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普遍薄弱，仅有11.50%的农户愿意有偿退出宅基地。从风险感知来看，农户对宅基地退出风险总体感知度较高，66.37%的样本农户认为宅基地退出存在中高度风险，其中政策兑现风险感知度最高，其次为保障风险和经济风险，人际情感风险感知度最低。风险感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其中保障风险感知影响程度最为显著，其次是心理风险感知，经济风险感知影响程度最弱。从风险态度来看，13.72%的样本农户为风险偏好型，风险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风险感知对退出意愿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风险偏好对中等收入农户和中远郊农户退出意愿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因此，本文提出以满足农户居住保障和社会保障为核心制定多样化补偿方案，以确保补偿资金落实到位为关键建立风险防范机制，以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收入为抓手提高农户抗风险能力等对策建议。

摘要:粮食安全关系国计民生，保障粮食安全作为底线任务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国家提倡家庭农场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以保障粮食安全，而家庭农场占用基本农田种植经济作物的“非粮化”问题突出，需要对家庭农场“非粮化”行为进行研究。以江苏徐州及其周边地区为例，利用家庭农场“非粮化”行为的调查数据，通过扩展分布式认知同心圆模型，构建家庭农场种粮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框架进行验证，探究在粮食安全底线下家庭农场种粮意愿的影响因素，探讨家庭农场“非粮化”行为的矫正对策。结果表明，在调查样本中，明确表示愿意种粮的家庭农场仅有5.55%，愿意逐步改种粮食作物的约占12.35%。在分布式认知同心圆模型的个人力、资产力、地域力和文化力四个变量中，地域力所代表的资源约束和社会环境、文化力所代表乡土文化对家庭农场的种粮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个人力所代表的个体经历和经验等个体特征、资产力所代表的资产专用性水平对家庭农场的种粮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家庭农场种粮意愿的提升，要充分发挥政府行政强制力和乡土文化的道德约束作用。

摘要: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户投资效率的影响与机制对提高农户种粮收益、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21年江苏省6县（区）401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水稻种植户的投资效率，采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水稻种植户投资效率的影响，并检验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水稻种植户投资效率整体偏低，平均产出效率和收入效率分别为0.66、0.50。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水稻种植户投资效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亲友型和身份型社会资本通过促进生产性借贷资金投入提高投资效率；组织型和企业型社会资本则通过拓展销售渠道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资本对不同效率水平的种植户以及不同劳动力流动水平下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据此，建议应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通过大力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行多方联动贷款模式、加快农业全产业链建设等途径促进农户投资效率稳步提升。

摘要:在当前农业面源污染日益严重的背景下研究耕地经营规模对化肥减施的影响，对实现我国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江西省8县769份水稻种植农户为研究对象，利用引入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探讨耕地经营规模与化肥减施效应之间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耕地经营规模对化肥施用强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两者呈“U”型关系，适度规模为4.60 hm2，即化肥施用强度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首先下降，达到适度规模后发生增长。耕地流入和耕地质量在经营规模对化肥减施效应中都产生了显著的增强性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新、老一代农户的耕地经营规模对化肥减施效应都产生了显著影响；丘陵山区的耕地经营规模对化肥减施效应产生了显著影响，平原地区不显著；二兼户的耕地经营规模对化肥减施效应产生了显著影响，一兼户不显著。因此，政府应进一步积极推动耕地适度流转，改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农田，提高耕地质量和规模化经营水平，同时对不同类型的农户和不同自然条件的地区，采取有差别的耕地保护措施。

摘要:信息通信技术（ICT）作为获取信息、分享和利用资源的重要媒介，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构建带来了新机遇。基于最新一次全国农业普查北京市调查的村级数据，采用内生扩展回归模型、广义倾向得分匹配和工具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分析ICT对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探讨ICT对农村产业结构水平的作用路径。结果表明，在2 851个样本村中使用ICT的农户比例在50%及以上的村共有1 503个，占总样本村的52.72%，平均产业结构水平为6.53，ICT使用比例较高的村的产业结构水平也较高。在未达到现有资源禀赋约束下的最优产业结构水平时，ICT能够显著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在超过这一水平后，ICT对农村产业结构水平不再具有正向作用，二者之间呈较为稳定的“倒U型”关系。ICT对产业结构水平位于中间和中间偏上的农村地区，有明显的“扶优做强”特性。据此，建议加紧完善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引导支持农村居民借助ICT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等新产业，开拓农村产业的新发展模式，利用ICT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所需各类要素资源，同时瞄准不同等级产业结构水平的地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

摘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被认为是促进农户消费结构升级的有效路径。本文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利用CFPS 2012年和2018年微观调研数据，运用PSM-DID模型，分析新农保政策对农户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新农保政策对农户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2012年至2018年参保农户的恩格尔系数下降0.097个单位，未参保农户的恩格尔系数下降0.018个单位，差距显著小于参保农户，新农保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促进农户消费结构升级。预防性储蓄作为新农保政策影响农户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渠道，中介效应占比为15.3%。另外，相较于老年农户群体，新农保对于青壮年农户的消费结构升级效应更加显著，同时在地区差异上，新农保更有利于促进西部地区的农户消费结构升级。因此，建议持续推动农村新农保政策的覆盖广度和深度，科学合理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因地制宜实施新农保政策，继续探索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并轨，最终促进农户消费结构升级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摘要:本轮重大动物疫情致使生猪市场剧烈波动并造成较大经济社会影响，国家密集出台的系列调控政策可能存在加深市场波动、压缩“猪周期”等风险。为探究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的疫情冲击机理和政策调控效果，基于2005年第1季度至2021年第3季度中国生猪市场价格、生猪疫情及政策指数，采用TVP-VAR-SV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疫情冲击和政策调控对生猪市场价格影响具有明显时变和周期性特征，疫情冲击更多表现为价格上涨的周期性推动作用，是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的重要驱动因素。生猪政策往往是逆周期调控，但调控政策存在一定错配问题，加深了生猪市场波动、压缩了原有“猪周期”。疫情冲击对生猪市场价格影响较政策调控更大，政策调控作用在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之后更为明显，更多表现为推动价格下行。政策调控较疫情冲击存在弱滞后性和持续性，说明政策实施在连续性和稳定性方面仍需发力。建议强化生猪市场应对不确定性能力，优化调整生猪政策支持体系，进一步夯实生猪产业有序发展及市场平稳运行基础。

摘要:为了明确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国内居民肉类消费结构的变动趋势，给后续制定和实施稳定生猪市场的政策提供依据，同时也能为以后研究其他动物疫病暴发后居民肉类消费行为变动提供一定参考。基于2015—2020年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探究非洲猪瘟对居民肉类消费结构的影响，并运用调节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理进行验证。研究发现：第一，非洲猪瘟导致我国居民人均肉类消费总量下降明显，其中猪肉下降趋势最显著，禽肉作为猪肉的主要替代品消费量显著上升，虽然牛羊肉也起到了替代作用，但结果不显著。第二，非洲猪瘟对城乡居民肉类消费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居民与全国总体居民的消费变化方向一致，并且农村居民受非洲猪瘟影响更大；对城镇居民而言，非洲猪瘟也会降低其肉类总消费量和猪肉消费量，但并不显著，与农村居民不同的是禽肉与牛肉共同成为城镇居民选择的猪肉替代品。第三，居民可支配收入在非洲猪瘟对居民肉类总量与猪肉的消费影响中有显著调节作用，非洲猪瘟发生后可支配收入越低的省份，肉类总量与猪肉的消费下降越多。

摘要: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是推进村镇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以中国县域为研究单元，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测算方法，探讨中国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县域村镇建设得分介于0.07～0.81，高低分段区空间格局基本与地均GDP的高低相互对应。中国县域资源环境得分介于0.40～0.71，低分段区面积占比为32.12%，西北部大部分村镇资源环境需要得到重视。中国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呈现东高西低；V5耦合协调度等级绝大部分分布在北京—北海一线以东的平坦地区；V4耦合协调度等级多数位于胡焕庸线以东，少部分位于天山周边；V2和V3耦合协调度等级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北部—西北—青藏高原的广大地区。V4耦合协调度等级的县数量占比最高。因此，基于中国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空间格局，提出不同耦合协调度等级区域的发展建议，V4耦合协调度等级区域可着力建设农牧业特色产业集聚；V2和V3耦合协调度等级区域可加快推动少数民族特色的产业。

摘要:广西（桂）是我国柑橘果园面积和喀斯特峰丛洼地分布最广的省份。目前，对广泛分布的喀斯特峰丛洼地橘园土壤的入渗特征还缺乏了解。为了更好的支撑喀斯特峰丛洼地柑橘产业与生态可持续发展，本文以桂林地区典型白云岩峰丛洼地小流域为研究对象。采用改进的表置式环式入渗仪结合染色（亮蓝）示踪方法开展土壤入渗试验，定量刻画了洼地和梯田橘园土壤基质入渗与优先流入渗特征。结果表明：1）基质入渗是该地区橘园水分入渗的主要方式；2）基质稳定入渗速率差异显著且表现为洼地橘园（91.60~145.75 mm/h）大于梯田橘园（35.02~44.78 mm/h），优先流稳定入渗速率差异同样显著且表现为洼地橘园（79.78~118.30 mm/h）大于梯田橘园（12.63~23.18 mm/h）；3）优先流入渗在空间上具有很强的变异性，土壤染色面积并不是随土层的深入而递减；4）梯田染色深度（17.4 cm）显著小于洼地（25.5 cm），梯田染色区域主要集中在表层土壤，0~5 cm范围内的染色面积占总染色面积的61.23%，洼地相同范围内染色面积仅占38.95%；5）梯田与洼地相比，优先流路径更少，优先流发育程度更低，潜在的增加了橘树对土壤水分的可利用量。本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喀斯特峰丛洼地橘园的水文过程，并为峰丛洼地橘园的土壤水分管理提供借鉴。

摘要:湖南省于2016—2018年针对湘江保护和治理开展了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简称“行动”），但是其对湘江水系水质的修复效果及其关键因素并不完全清楚。本研究选取湘江干流和支流26个水质监测站的2015—2018年水质逐日监测数据，分析该行动对湘江水系水质变化的影响及其原因。结果表明，调查期间水质各项指标基本保持在国家地表水Ⅲ类水质及以上。水体污染时空变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从上游到下游，干流氨氮富集，总磷先上升后下降；支流比干流污染更严重，乡村站点比城镇站点的氨氮浓度低、总磷浓度高；氨氮冬季高、夏季低，总磷秋季达到峰值。水体污染与pH、溶解氧浓度负相关，而与高锰酸钾指数正相关。氨氮和总磷可能的主要来源分别是城镇工业污染排放和农业源排放。本次“行动”使水体氨氮浓度、总磷浓度、高锰酸钾指数分别下降32.24%、30.03%和5.80%，溶解氧浓度增加4.66%。污染改善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干流沿岸城镇和工业污染的氮磷协同减排，其次是乡村和支流的农业源减排。因此，湘江流域水体的后期治理应该更多地关注农业源水体污染物尤其是磷的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