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才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为应对乡村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有效发挥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支撑作用，以青岛市乡村人才振兴的实践举措为例，分析总结鼓励吸引城市人才和培育造就乡土人才支撑乡村振兴两条路径。研究发现，面对农业农村人才总量不足、人才素质有待提升、农村对人才返乡缺乏吸引力、乡土人才培育模式有待优化等问题，青岛市从“引进来”“沉下去”和“留得住”三个方面利用城市智力破解人才总量和结构困局，构建城市人才下乡引力体系，稳固城市人才扎根农业农村；同时从发现乡土人才、培养乡土人才和扶持乡土人才等方面搭建体系完整的乡土人才培育网络。最终形成重点突出、覆盖全面、措施完善的鼓励吸引城市人才机制和双向融合、多元合力、强化激励的乡土人才培养机制，形成具有启示意义和值得推广学习的“青岛经验”。

摘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解决现代农业人力支撑的关键力量，是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基于西南地区农业大省四川省新型职业农民的调查，运用内生转换模型（ESRM），分析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收入效应，探讨不同类型和不同农业区域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收入效应差异性。结果表明，在不考虑新型职业农民类型与区域差异情况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农业收入平均值明显提高了2.71万元，农业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农户更有可能选择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年龄、文化程度、培训的经历和村级新型职业农民数量均对农户选择培育有显著正向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地点距离和家中有村干部则会抑制其选择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具有明显正向收入效应，但不同类型和不同农业区域培育收入效应存在一定差异。在类型方面，社会服务型的培育收入效应高于生产经营型和专业技能型新型职业农民；在农业区域方面，成都平原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收入效应高于盆周山区和丘陵地区。因此，建议进一步规范培育机制、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分类培育和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差异化扶持政策。

摘要:随着财政支农占总投入比例不断上升，相对份额波动下滑，厘清财政支农与农业发展的关系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舒尔茨农业理论和粮食产量视角，利用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采用VAR、固定效应和SUR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农对粮食增产的影响以及增产效应。结果表明，财政支农与粮食产量在长期存在一定相关性，若农户私人资本投入和财政支农每增加1%，则中国粮食产量将分别增加0.315%和0.094%，相对农户私人资本投入，财政支农效应稍弱。在财政支农各细项费用中，农村综合改革有利于粮食保产增产，但其占财政支农比例较低；补贴补助、行政管理费用和科技投入对粮食增产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于行政管理费用来说，相比扩大其规模，提高行政运行效率更加重要。因此，从粮食保产增产的角度，提出持续扩大财政支农规模、重视行政管理费用与农业补贴的投入、适当控制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等政策建议。

摘要:贫困人口能力和权利缺失已成为影响旅游扶贫效应的重要因素，探究能人带户旅游扶贫模式下贫困地区农户社区增权效应对当地旅游扶贫项目精准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其他区域实现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以河北省易县狼牙山地区为例，运用案例分析和实地调研方法，分析能人带户旅游扶贫模式下社区增权效应，剖析其内在逻辑。结果表明，狼牙山地区在能人带户旅游扶贫模式下基本实现了社区旅游经济、心理、社会增权，主要得益于村庄能人的社会责任感和能人带户示范带动效应，也契合了村民、政府和村庄能人的利益诉求。同时依托于全民参与机制与利益分配机制，实现了旅游扶贫社区增权，提升了贫困农户的可行能力和获得感。面对村庄公共事务村民仍然存在话语权和决策权缺失、利益分配不均衡导致的政治失权。因此，提出强化村庄能人培养，加大对能人带户旅游扶贫模式政策扶持和引入社会组织机构的对策建议。

摘要:风险感知与风险管理是农业经济领域的热点议题，研究农户的农业风险管理策略选择、确保粮食主产区农户有效管理农业风险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乡村振兴意义重大。基于风险感知视角，以黑龙江省粮食种植大户为研究对象，利用因子分析法和多元有序Logit回归模型，分析风险感知与风险管理的内在联系，探讨风险感知与风险管理的公因子会如何影响农户的风险管理需求。结果表明，订单合约、农业保险和“保险＋期货”是农户需求较高的风险管理策略，其高需求意愿占比分别为54.46%、72.92%和74.46%。市场价格类风险感知与自然灾害类风险感知均对农户的风险管理策略需求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市场价格类风险感知越强，则越倾向于选择合作社及订单合约等事前风险管理策略，而对自然灾害类风险感知越强，则越倾向于选择借贷和“保险＋期货”等事后风险管理策略。“传统风险管理策略的参与经验”公因子对农户参与“保险＋期货”这类新型风险管理策略的需求产生促进作用，但现有“保险＋期货”产品还未完全达到农户满意度，“新型风险管理策略的参与经验”公因子并未对农户参与“保险＋期货”的需求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建议应对农民进行必要的风险管理知识培训，帮助农民正确感知风险；积极探索完善以“保险＋期货”为代表的新型农业保险产品，满足农民日益多元化的风险管理需求。

摘要: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质量的评估对政府部门进行农村危机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服务质量管理理论，以湖南省长株潭地区为研究对象，结合农村地区公共危机的特点，利用改进的Servqual模型，增加预警性的维度，构建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质量评价模型，评价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质量，探讨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南省长株潭地区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质量评价结果为-0.178，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质量较低。影响湖南省长株潭地区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质量的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响应性、有形性、可靠性、预警性、保证性和移情性。研究表明，湖南省长株潭地区农村危机防控缺乏危机管理意识、交流沟通渠道和完备的农村公共危机机制等。因此，政府防控部门应当以关注农村居民需求为重心提升防控人员工作能力、以管控舆论为重点创建多元信息沟通渠道和以协同预警网络为抓手完善农村危机防控机制。

摘要:农地规模经营绩效的实现与生产者的经营能力息息相关，而农业技术培训是提高经营能力的重要政策工具。因此，将技术培训纳入到经营规模与收入关系的探讨中统一考察，有助于更好把握规模经营主体的收入增长规律。利用江苏省360个粮食类家庭农场调研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方法，从单位面积纯收益的维度分析了经营规模、农业技术培训对农场收入的影响，并检验了技术培训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经营规模与收益之间呈倒“U”型关系，在6.67~13.33 hm2区间内纯收益最高，并计算得出样本农场最优规模为8.5 hm2，在未达到最优规模之前，经营规模每增加1 hm2将使得收益增加1.7%，超过该规模后收益随着规模的增加而减少；技术培训对农场收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031。另外，农业技术培训能够改善农场生产者经营能力与规模的匹配度，对经营规模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提出加强农地流转市场建设，发挥适度规模效应；培育家庭农场等规模主体要与主体农业技术培训，经营能力提升相结合的政策建议。

摘要:土地流转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是经营规模化和服务规模化的根本途径，研究二者关系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现代化发展乃至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土地流转及转入不同特征土地对普通农户、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获取的影响。结果表明，单纯的土地转入对不同类型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获取均不具有显著影响。但如果转入土地有利于规模化经营、农业基础设施较好，则能显著促进社会化服务获取。另外，农户经营能力越强，对不同类型社会化服务的应用程度也越高。因此，政府应推动更有效率的土地流转，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农户生产经营效率；强化经营主体培训，增强联结带动能力等。

摘要:在中国农村地区，关系网络和农户分化可能是影响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关系网络、农户分化和农地转出行为的分析线索，利用陕南3个地市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分析关系网络和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探讨农户分化在关系网络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43.4%的农户发生农地转出行为，但转出户的农地转出规模相对较大，平均每户的农地转出率为65.9%。关系网络中的强连接网络和弱连接网络对农户是否转出农地和转出户农地转出规模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分化对农户是否转出农地和转出户农地转出规模促进作用要强于关系网络。但是，农户分化抑制了强连接网络对农户是否转出农地的促进作用，增强了弱连接网络对农地转出规模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构建农地交易平台时应充分发挥关系网络信息共享和建立信任的优势；通过加大培训力度与提供就业信息等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农地流转正式制度；让农户分化后扩大的弱连接网络与资本、企业家能力相连，推动农业规模经营。

摘要:认知是影响人类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于农户技术选择而言亦是如此。本文基于756份农户调查数据，以cov-AHP层次回归法测算农户认知冲突水平，运用Ologit回归探究农户认知冲突对其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的影响，并检验信息获取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认知冲突抑制了农户技术采纳。2）信息获取渠道可有效削弱认知冲突对农户技术采纳的抑制作用，调节作用显著。3）农户文化程度与外出务工经历分别会负向和正向影响其认知冲突，提升农户智能水平与促进农民增收是留住农民、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着力点与突破口。4）农户技术采纳地区差异明显。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推广中农户心理变化过程；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并拓宽信息传输渠道；着力加强农村地区的教育、宣传与培训；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农业技术推广策略，落实好以信息化引领农业发展和推动农村转型的惠农政策。

摘要: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应用，是缓解耕地资源退化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结构性社会嵌入理论，利用黑龙江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57.0%的农户采纳了保护性耕作技术，其中，47.1%的农户采纳深松技术，33.3%的农户采纳免耕技术，28.0%的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8.1%的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技术。政策支持、农户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主观规范、技术服务可获得性和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有显著正影响，农户年龄对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有显著负影响。因此，提出发展乡村社会规范提高农户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认同，强化技术服务主体激励，提高服务供给能力，优化保护性耕作技术政策支持体系等建议。

摘要:发展植保专业服务组织、加快新型植保机械推广是我国提高农药利用率、实现农药减量的政策取向。基于农户行为理论，以新疆玛纳斯河流域为例，利用320户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Probit回归模型，分析农户植保机械作业外包决策行为，探讨规模和服务质量风险对外包决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喷杆喷雾机是样本地区最主要的植保工具类型，农户主要通过作业外包来使用喷杆喷雾机等大中型植保机械。植保机械作业外包减少了玉米和棉花生产的农药投入量。农户购买植保机械外包服务的决策受土地经营规模的影响呈倒U型趋势，经营规模介于2~10 hm2的农户进行外包的概率最大，超过60%。地块规模、相邻地块统一灌溉、男性和非农劳动力比例对农户购买机械外包服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技能培训对机械外包需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考虑到植保外包作业具有质量监督难、质量风险大的特性，模型也纳入了农户风险态度、农业保险等变量，但影响均不显著。因此，提出补贴大中型植保机械促进外包市场发展，结合区域规模经营发展状况适时推广专业化外包服务，结合病虫害统防统治适当组织农户间的联合外包，创新外包服务供给体系，制定服务标准、监督服务质量等政策建议。

摘要:乡村治理有效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石，而“信”是“治”的必要条件，因此研究公平感知对村组织信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利用微观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对村组织信任的基本情况，采用OLS估计和IV工具变量法，探讨农户公平感知对村组织信任的直接性和传播性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样本农户对村组织的信任水平处于模糊信任与比较信任之间；农户公平感知的两个维度中，结果公平感知正向促进农户对村组织的信任水平，程序公平感知对村组织信任的直接性影响并不显著；但程序公平感知与村组织信任之间的作用关系，会受到收入水平的正向调节影响。农户公平感知对村组织信任的传播性影响，依然表现出结果至上的特点，即村内感知结果公平的农户占比越多，越提升农户对村组织的信任水平，而且传播性影响强度高于直接性影响。研究表明，当前必须高度重视与农户利益直接性相关的结果公平。但从长远看，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必须强调程序公平对于正义伸张的重要性。同时需要避免因分配不公导致的羊群效应，影响其他农户对村组织的信任评价。

摘要: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缓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贡献度不足等问题普遍存在。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利用18个省市的微观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意愿的整体情况，探讨在区分不同类型村庄公共产品时，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选择愿意参与村庄交通设施、医疗设施和清洁能源设施供给的农户比例依次为70.4%、65.5%和64.9%，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整体积极性还有待提高。不同地区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意愿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农户参与意愿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社会资本不同维度中，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农户参与村庄交通设施、医疗设施和清洁能源设施供给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性别、是否为村干部和心理认知程度对农户的参与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庄特征和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现状是影响农户选择参与哪一种类型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出要重视政策引导与非正式制度对农户参与供给的积极作用，大力培育建设农户不同维度社会资本，根据村庄发展程度与实际发展需求，合理安排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次序。

摘要:从自然脆弱性、人为脆弱性和承载力脆弱性3个层面构建农业水资源脆弱性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和线性加权综合法测算了2001—2016年河南省农业水资源脆弱性，并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影响脆弱性的主要障碍因子。结果表明：2001—2016年河南省郑州等9市农业水资源脆弱性呈减小态势，开封等9市呈增大态势，脆弱性增速差异显著；脆弱性演变趋势可分为先升后降、先降后升、波动上升和波动下降4种类型；河南省农业水资源脆弱性空间分布集聚特征明显，脆弱度排序为豫北>豫东>豫南>豫中>豫西；河南省农业水资源脆弱性主要受到人为脆弱性和承载力脆弱性的影响，且主要障碍因子存在差异。因此，应积极加强对水资源系统人为干预，通过加大农业资金投入、优化农田水利建设水平、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等，以实现河南省农业生产与水资源利用协调发展。

摘要:本文运用非期望的超效率SBM模型、全局和局部Moran’s I指数，测度了2002—2016年东部沿海经济区及其25个市级单位的耕地利用效率，并分析其空间格局分异规律；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刻画东部沿海经济区及其各省域（直辖市）的耕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动态变化特征；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东部沿海经济区耕地利用效率时空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如下：1）2002—2016年，研究区耕地利用效率整体上呈波动上升的趋势，但整体效率值并不高，纯技术效率所占比重较大，是导致综合效率变化的关键；2）研究区耕地利用效率整体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以空间集聚为主要分布模式，局部集聚呈高高效率区和低低效率区“两极分化”格局；3）东部沿海经济区及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的耕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均呈正向增长的态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4）耕地资源禀赋、政府重视程度是影响研究区耕地利用效率时空分异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作用也较为重要。文章从建立耕地低碳利用保障机制、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实行高效严格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三方面提供建议。

摘要:科学分析奶牛养殖区域比较优势，是优化中国奶牛养殖生产布局的前提条件。利用2001－2017年中国乳业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影响中国奶牛养殖生产布局的关键因素，基于比较优势理论、采用资源禀赋系数法，针对关键因素进一步分析中国奶牛养殖区域比较优势，探讨中国奶牛养殖生产布局的优化方向。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奶牛养殖生产布局主要受到玉米产量、生产者预期和温度的影响，不同地区在这三个方面具有不同的奶牛养殖比较优势。奶牛养殖优势区域主要集中在华北产区和西部产区，包括内蒙古、河北、山西、新疆、甘肃和宁夏；非优势区域主要集中在南方产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安徽、江西和广西；其余省份为较优势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产区和大城市周边产区。因此，从区域发展层面，提出建设优势区域产业带、因地制宜发展较优势区域、引导非优势区域转移和整合区域资源优势等建议；从奶牛养殖生产布局显著性影响因素层面，提出推广种养结合养殖模式、种植替代玉米的饲料作物、引导乳制品消费、改善养殖基础设施等建议。

摘要:产业集聚是促进农业增长的重要动力。以中国生猪养殖业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03年至2017年相关统计数据，运用固定效应估计、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门槛估计、空间杜宾模型、最大似然估计等方法，对生猪养殖业产业集聚增长效应的存在性和形态、增长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和增长效应的空间溢出效应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研究发现：中国各省份生猪养殖业产业集聚的梯度特征和连片化特征明显，约束发展区产业集聚最高，适度发展区产业集聚最低，区域内部各省份产业集聚分化明显。产业集聚对生猪养殖业产出量的影响为显著的“倒U型”，在产业集聚较低阶段，提高产业集聚能促进生猪养殖效率；在产业集聚过高阶段，提高产业集聚反而会抑制生猪养殖效率。产业集聚增长效应存在显著双重门槛，产业集聚介于0.389至0.462时的增长效应最强。生猪养殖业产业集聚的增长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对潜力增长区和适度发展区的增长效应为显著的“倒U型”，对重点发展区和约束发展区的增长效应不显著。生猪养殖业产业集聚的增长效应还存在显著空间溢出，且为“倒U型”，并强化了增长效应。因此，中国应进一步促进生猪养殖业向优势区域集聚，发挥产业集聚带来的增长效应，并强化空间溢出。

摘要:快速城市化使生态斑块破碎化加剧，生态网络的构建能改善生态斑块间景观连通性，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服务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以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为例，运用形态学空间格局（MSPA）方法和景观连通性评价识别生态源地，并利用最小路径方法和GIS，考虑地形、景观类型和人类活动干扰的影响模拟生态廊道，然后利用重力模型判断生态廊道的重要性，最后运用水文分析，结合生态廊道交汇点确定生态节点，从而构建研究区生态网络，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生态网络优化建议。结果表明：袁州区生态源地集中分布在南北区域，中部地区综合阻力高、景观连通性低；研究区生态廊道45条，其中重要廊道15条，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北部，重要廊道1-2与4-5应优先进行保护；林地与耕地是生态廊道的主要组成部分。研究结果能为袁州区在未来用地空间上协调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参考，对其他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网络构建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摘要:培育地理标志品牌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然而，当前消费者对地理标志产品认知并不高，直接影响了地理标志品牌竞争优势的发挥。基于线索利用理论和真实性理论，运用准实验方法，探讨了根脉诉求（“地脉”与“文脉”）和产品类型（“初级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的交互作用对消费者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地脉”诉求更有利于提高消费者对初级农产品的购买意愿；“文脉”诉求更有利于提高消费者对加工农产品的购买意愿。“地脉”诉求主要是通过强化感知自然性，进而增强消费者对初级农产品的购买意愿；“文脉”诉求主要是通过强化感知传承性，进而增强消费者对加工农产品的购买意愿。因此，为了提升地理标志产品的推广效果，营销主体应高度重视地理标志产品广告诉求的内容管理，基于产品属性特征采用针对性的诉求信息。

摘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新时期我国实施的两大重要战略。在国家的政策体系支持下，农业发展为上述战略的有效推进和全面实施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公共政策、农业发展与减贫》一书以公共政策、农业发展和减贫效应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公共政策—农业发展—减贫—乡村振兴”的逻辑框架和相应理论体系，着重分析了公共政策在农业减贫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和作用程度，探讨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对减贫和乡村振兴的作用。该书结合当前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实际情况，紧紧围绕确保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地位和持续推进政策落地这两大导向，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