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首要任务是保供给，核心内容是调结构，关键环节是提品质，重要举措是促融合，顺应了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新形势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是农业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去除库存、满足需求、降低能耗、促进增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农户经营规模小、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产业链条较短、农业科技支撑能力不强、农业补贴政策不完善等，已成为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障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等措施，以期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为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供决策参考。

摘要:在交易成本视角下，社区支持农业本质上是通过由生产者端向消费者端的“泛纵向一体化”来节约交易成本的一项制度安排，其发展困境主要来源于交易成本节约不力和管理成本居高不下带来的双重压力。这主要包括：1）来自生产者方面的生态型要素成本高昂、松散型生产管理难度大和稳定的融资渠道缺乏等困境，2）来自消费者方面的多样化需求难以满足、农产品质量不稳定，3）来自供需双方的理念目标上不一致和信任基础薄弱等困境。在“互联网+”发展新时期，应从促进平等性、增加透明度和提升信任感等几个方面着手，通过加快网络技术嵌入、运营模式创新来进一步降低社区支持农业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来突破其发展困境，让社区支持农业成为现代农业的一个有益补充。

摘要:研究湖南省农作制度的类型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对于指导该区域农作制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利用近60多年来的年鉴统计数据，对湖南省稻田现代农作制特征、主体模式及布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探讨其发展对策。首先，介绍了湖南省自然条件和气候资源、农作物种类、人均耕地等方面的基本情况；近60多年来农作制度的变化过程。湖南稻田现代农作制的特征主要体现为：种植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逐渐减少，林、牧、渔业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下降，非粮作物和经济作物面积比重快速上升；水稻单产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基于湖南省农作制特点，可划分为湘北商品型、湘中湘东城郊型、湘南外向型和湘西特色型现代农作制发展区。其次，阐明了湖南省发展稻田现代农作制所面临的问题，如人多地少、后备耕地资源不足，全省人均耕地仅为0.06 hm2；冬闲田面积增加，冬闲田面积在133万hm2以上，和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的挑战。最后，提出了从强化科技投入和政策支持、协调经济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发展稻田多熟制、提升稻田现代农作制科学技术体系等发展对策。通过提出稻田现代农作制的战略调整，建立科学的现代农作制度技术体系，可为提升湖南省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摘要:乡村旅游是发展乡村经济、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优化乡村地区产业布局的重要力量，乡村文化生态是乡村文化与自然环境的耦合、是维护乡村社会稳态延续的重要动力。基于文化生态理论，分析乡村旅游开发中面临的文化生态失衡问题，并探讨解决乡村文化生态失衡的路径。结果表明，在我国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中，乡村文化生态建设在时间与空间两个层面上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时间层面上乡村传统文化正朝着丧失“原真性”的方向发生变迁，在空间层面上旅游开发破坏着乡村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环境。乡村文化生态系统的固有特性、乡村旅游开发理念错位与技术良莠不齐、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不充分是导致乡村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主要因素。因此，树立科学的旅游开发理念来指导合理的旅游开发模式，提升规划和设计水平为乡村旅游开发提供技术支持，建立良好的社区参与机制来保障乡村居民的社区参与权，是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实现乡村文化生态建设的主要路径。

摘要:从微观层面构建农户低碳生产行为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引导农户进行低碳生产，从而为制定和实施更有精准性的低碳农业发展政策提供依据。从生产要素碳排放、生态效应和经济效益3方面构建了农户低碳生产行为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基于层次分析法和碳足迹核算的生命周期评价法确定了指标权重，并根据综合评价指数划分了低碳等级。在此基础上，对辽宁省辽中县水稻种植户生产行为低碳化程度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碳生产率是评价农户低碳生产行为的最重要指标，其次是氮肥施用强度、土地生产率和秸秆利用率。综合评价指数平均值处于中碳区间，70%左右的农户属于中碳生产，20%左右的农户达到近低碳等级，10%左右的农户处于较高碳区间，即中碳生产占主体地位。准则层中，经济效益准则层指数较低，生产要素碳排放和生态效应准则层指数相对较高；指标层中，劳动生产率、成本收益率和有机肥施用率的标准化值较低。由此提出，促进农户低碳生产须着力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同时重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高农业生产的生态效应。

摘要:根据生态文明理论，基于绿色经济、社会和谐、环境友好、资源节约4个方面，利用乘法集成赋权法和综合指数法，构建湖北省生态文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从全省和各市两个尺度分析湖北生态文明水平的时空特征，探讨湖北省生态文明水平现状、趋势推演及空间分异状况。结果表明，2013年湖北省生态文明水平现状为0.716 8，处于中上水平，其中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状况较好，绿色经济、社会和谐水平有待改善。时序数据分析结果表明，2004-2013年湖北生态文明水平提高了58.34%，由中等上升到中上等水平，生态文明建设初见成效，4个子系统都有提升但发展有失协调，其中绿色经济增幅最大，社会和谐增幅最小。动态推演分析则表明，湖北省生态文明水平2018年有望达到I级。以省内12个城市为对象研究湖北生态文明水平的空间分异状况，结果显示各市生态文明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武汉最高，荆州最低；聚类分析将12个城市划分为高、中上、中下、低水平4类。此外，全域Moran’s I指数结果表明，各市生态文明发展是一种竞争关系，LISA分布说明武汉存在极化效应，荆州为过渡区域。因此，湖北需注重4大系统的协调发展，各市需因地制宜地弥补不足；通过合作机制与辐射吸收弱化极化区并消减过渡区，逐步扭转空间竞争为融合，从而实现湖北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体化发展。

摘要:粮食安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基石。本文首先分析了“十三五”期间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与进口激增对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的冲击，以及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引发的粮食需求变动。之后，审视和评估了未来五年期间粮食安全的发展趋势，如粮食对外依存度有所上升，居民消费对品种结构的要求日益增强，品质和营养越来越成为普遍化的价值追求。研究认为，“十三五”期间保障粮食安全应坚持宏观安全与微观安全相统一，兼顾长期安全和短期安全，在保证数量安全的同时突出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主张从生产环节保产能，流通环节强调控和消费环节促减损等方面建构链条式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摘要:粮食安全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及宁南8县区为研究区，采用耕地需求预测模型、指数平滑预测模型、灰色GM（1,1）预测模型，在分析1990-2013年宁夏全区人口、耕地和粮食生产变化态势的基础上，预测了宁夏及宁南8县区2015-2030年的粮食安全状态和耕地需求量。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宁夏人口持续增加，耕地面积呈现先波动上升后波动下降的态势，粮食总产量表现为波动上升趋势，粮食供给基本处于安全状态；2015-2030年间，宁夏总人口和粮食作物单产仍将呈现增加态势；在不同组合方案下，保障宁夏未来粮食安全的最大耕地需求量为118.85万hm2，最小耕地需求量为93.39万hm2，全区粮食安全不容乐观。因此，加大耕地资源保护力度，提高耕地质量和产出水平是保障区域未来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

摘要:通过大量施用化肥获得高产是当前中国粮食生产中比较普遍的现象。基于2004-2013年省级农成品成本收益面板数据，对我国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生产中的化肥过量施用程度进行测算，并实证分析造成化肥施用过量的原因。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粮食生产中的化肥施用量已经超过了其经济意义上的最优施用量，无论是小麦、水稻还是玉米均存在过量施肥的现象；玉米生产中的过量施肥程度平均达到50.74%；小麦和水稻生产中的过量施肥程度相对较轻，分别为27.26%和24.67%。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自然灾害和上一年粮食价格对农户化肥过量施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当前“咨询与经营相结合”的农技推广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户对化肥的过量施用；而适当扩大粮食种植规模则有助于缓解化肥过量施用。为促进化肥减量施用，除应用技术上的手段外，还应当重视社会经济的调控作用。例如，对当前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进行适当干预；推进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改革，改变目前“咨询与经营相结合”的农技推广体系；发展农业保险，提高农户的自然风险抵抗能力等。

摘要: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是我国稳定粮食供给的重要调控政策之一。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小麦、稻谷和玉米价格、产量、需求量等数据，构建了以供需、成本和政策因素为主要解释变量的主粮产销区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在模型中引入虚拟变量和交叉变量，研究了价格支持政策对三种主粮市场价格的托市效应和产销区区域效应。研究发现，主粮价格支持政策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托市作用，并且政策覆盖范围越广、执行力度越强，托市效应越明显；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在产销区的效应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表明该政策并未实现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反而加大了主粮区域性供求矛盾，致使部分主销区主粮价格过高。最后，提出通过适当规模经营降低粮食生产成本；逐步建立发挥市场机制的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继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补贴等政策建议。

摘要:本文运用生产集中度指数和生产重心模型，系统分析了1990-2013年中三角地区柑橘生产空间布局的变迁特征，并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影响生产布局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中三角地区柑橘生产空间布局的变迁，从变迁类型上看，主要表现为稳定型、收缩性、波动型和扩张型四种类型；从区域比较上看，呈现出“东南增”、“西南减”、“西北稳定”的变化趋势；从重心轨迹上看，柑橘生产重心一直位于湖南省境内，但近年来向东南方向移动的势头强劲；从影响因素上看，以自然禀赋为主的内在因素是柑橘生产空间布局形成的初始条件，但市场因素、科技因素和政策因素为主的外在因素对柑橘生产空间布局变迁的推动作用日渐增强。

摘要:鲜活农产品在中国农产品出口中占重要地位，其中水果是具有出口创汇比较优势的产品。本文采用2000-2013年HS-6位水果贸易数据，分析了中国水果出口总体特征以及对俄罗斯、日本和美国的出口特征，应用三元边际分析方法，对中国水果在三个市场的出口增长三元边际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对水果出口定价能力进行估测。研究表明：集约边际对水果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大于扩展边际，对俄罗斯和美国的出口沿着价格边际增长，对日本的出口沿着数量边际增长；中国水果对这三个市场的出口定价能力较弱，缺失定价主动权，原因是中国水果在每个市场上所占份额小以及出口企业互相压价。为进一步实现水果出口增长和提高出口定价能力，建议增加水果出口种类，实现水果出口沿着扩展边际增长；提高水果附加值，实现水果出口沿着集约边际增长；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突破绿色贸易壁垒；提高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强议价能力。

摘要:针对以农户需求为中心的技术采纳的关注，对解决“两型农业”技术转化与扩散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辽宁省粮食种植户的调查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模型,研究了涵盖农业生产不同环节的6类“两型农业”技术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具有不同家庭特征、经营特征、外部环境特征的农户会基于技术特征差异表现出不同的技术采用行为。户主年龄、社会公职、农地细碎化、户主外出务工、家庭劳动力转移、技术获取途径、农技推广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用有显著负向影响；户主年龄、社会公职、参加培训、农地细碎化程度、技术获取途径、农技推广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技术获取途径、农技推广对秸秆还田技术采用影响显著；参加技术培训、受教育程度、经营规模、户主外出务工、技术获取途径、农技推广、社会服务对免耕栽培技术采用有显著影响；户主年龄、参加技术培训、年收入、户主外出务工、社会服务对精量播种技术采用有显著正影响；社会公职、受教育程度、经营规模、外出务工、社会服务对机收技术采用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对农户 “两型农业”技术培训和通过不同技术服务主体间的互联互动来拓宽两型农业技术引入路径等建议。

摘要:产业链纵向协作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整链效益。目前，我国农业产业链纵向协作已经形成了市场交易模式、契约协议模式、合作社模式、纵向一体化模式等多种模式。基于纵向协作理论假说，利用内蒙古、山西养羊户调研数据，运用多元选择模型，分析农牧户产业链纵向协作模式，探讨其选择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牧户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意愿最高的是书面合同模式，所占比例为34.65%。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年龄、养殖年限对农牧户选择合作社模式有负向显著影响，家庭成员是否担任村干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兼业化程度、养殖年限、信息可获得性对选择契约协议模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收购者是熟人或亲戚的重要性对选择契约协议模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表明，年龄、养殖年限、兼业化程度、信息可获得性、家庭成员是否担任村干部以及收购者是熟人或亲戚的重要性等因素显著影响农牧户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意愿。为此，建议政府通过扶持合作社发展、鼓励加工企业养殖基地建设、加强宣传教育、引导村委会牵头成立合作社或协会以及加强对加工企业、合作社等违约行为监管等方式提高农牧户参与纵向协作的积极性。

摘要:利用225家规模化生猪养殖场户的调查资料，对耳标溯源系统采用意愿与执行努力的激励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定序回归结果显示，养殖场户对耳标溯源系统产品促销的作用评价、政府抽检严格程度及对违规生产惩罚损失的感知程度是耳标溯源系统采用与执行努力最主要的激励因素。养殖规模、责任追究、政府抽检频率以及档案记录不合规的影响等因素对强化执行努力有着显著作用。研究指出，构建激励相容的可追溯系统采用机制，应充分发挥市场激励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应加强对市场与法律环境的治理，从外部营造应用溯源系统改善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的压力和动力。

摘要:现代农业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稳健发展来带动，而融资难问题已成为严重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的制约因素，制约了现代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基于黑龙江省10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地调查，从资金需求情况、资金来源情况、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情况等方面分析了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现状。结果表明，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类型主要包括种植合作社、养殖合作社和农机合作社，占比分别为76%、14%和10%。合作社通常采用抵押贷款、第三方担保贷款、信用贷款、成员联保贷款及民间借贷等方式进行融资，但仍有84.31%的合作社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数量较少，且通常以高利率弥补高风险。合作社融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资金来源渠道狭窄、金融机构网点分布有限、融资成本相对较高、金融产品不适应需求等。其成因主要在于合作社自身发展存在约束、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功能存在缺位、政府的相关引导与政策落实不到位。因此，为了解决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难问题，提出了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建设；加大金融机构涉农服务力度；加强政府扶持力度等对策建议。

摘要: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反映了农业现代化和社会化的发展需求，是对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其健康发展依赖于政府的扶持政策。基于新疆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运用聚类分析和多项Logistic模型，分析家庭农场扶持政策需求优先序，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目前家庭农场最需求的扶持政策依次为资金（或项目）扶持、科技扶持、金融信贷扶持和农产品销售与推广扶持，对其扶持政策需求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农场主年龄、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投资规模、社会关系资源、需要技术的帮助程度及需要销售帮助的程度、当地拥有的农业技术人才数量、农产品市场发育情况等。鉴于此，政府应从政策需求主体出发，在了解其内在诉求基础上，制定家庭农场扶持政策，促进家庭农场健康发展，具体政策建议包括加大家庭农场资金或项目扶持，设置专项扶持资金或推广项目；重视科技教育及培训；加强家庭农场与农业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作，解决产后销售困难；完善家庭农场金融信贷扶持政策，解决融资困难等。

摘要:理解贫困的本质、短期性、长期性特征，以及贫困动态性的决定因素依旧是我国精准扶贫问题的关键。基于浙江、湖北、云南三省的微观调研面板数据，运用马尔可夫转移矩阵分析了农户在贫困和非贫困的转变概率；利用危害分析方法研究农户脱离贫困线、进入贫困线以及重新进入贫困线的概率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基于相对贫困线划分，农户脱离贫困线以及进入贫困线的概率与贫困时间成反比；非工作的家庭成员个数、受教育年限、家庭生产经营类型以及村级特征变量，均对农户脱离贫困线、进入贫困线以及重新进入贫困线的概率有重要影响；在贫困问题的动态性方面，三个省份具有明显的跨时空特征。因此，建立健全保险制度、提高农产品市场透明度、促进农业部门整合等一些旨在减少收入差距的短期调控性政策，对农户脱离贫困状态以及避免农户重新进入贫困状态具有重要作用。

摘要:贫困农户面临脱贫机遇和陷入极端贫困风险时的生产经营投入决策，对改变贫困状态起到关键的作用。基于贫困地区农户的多期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二分变量Logit模型，分析贫困农户的生产投入决策对贫困状态转变的影响，探讨贫困农户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摆脱贫困的方式，为贫困人口退出贫困的动力寻找理论源泉。结果表明，按照官方贫困线，样本农户的贫困发生率由2006年的20.7%下降到2009年的7.3%，每年的脱贫率为63.2%-71.7%。在农户的生产经营投入中，尽管对小商品经营活动的投入较少，但却得到较高的回报。那些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贫困农户，当生产经营投入转向高风险、高回报的小商品经营活动，或提升生产经营投入的多元化水平时，脱贫的概率会显著提高。小商品经营活动中的投入增加1倍，其脱贫的概率大约会提高6%；生产经营投入由专业化转向完全的多元化，其脱贫的概率大约提高50%，但这些生产投入决策对那些处于极端贫困的农户却没有效果。研究表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贫困农户可以通过改变生产经营投入决策退出贫困状态。因此，建议政府应该通过新技术的推广和信用支持，鼓励和引导有一定基础的贫困农户进入高收益的生产经营领域，增加农民的收入渠道。同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保障极端贫困人口的生活。

摘要:农户生计分化成为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当前农民新村建设模式需要适应农户生计分化和农业生产生活的双重要求。以山东省沂水县4个典型村为例，通过实地调研，从农户就业结构、收入结构、就业时间结构三个方面分析农户生计结构呈现的特征，探讨农户生计分化与农民新村建设的影响。结果表明，1）调研村农户生计非农化倾向明显，4个村庄人均非农收入和劳均非农就业时间比重均超出70%，生计收入主要依靠非农业生产，但是农业生产仍然是农户重要的生计方式；2）受县域和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靠近县城的韩家曲村农户生计多元化越突出，县域内就业生计表现明显，而远郊、偏远山区的李家营村、四旺村和东土沟村农户非农化生计以县域外就业为主；3）近郊村非农生计结构突出，其新村建设宜倾向于集中形态；远郊、偏远山区农业生产占据主导，其新村建设宜适当分散布局；4）集中上楼的模式忽略了农村农业生产的需要，农民居住方式超前于农户生计分化，会对农村生产生活造成不利影响。研究表明农民新村建设要考虑农户生计分化出现的新特点，匹配多元化的农民新村建设模式。

摘要:目前，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是农民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公共物品理论，利用川、豫、晋、陕、黔、宁6省农户的微观数据，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农村饮水供给的影响因子，探讨农村饮水供给的有效性。结果表明，从整体情况看，农户对农村饮水供给效果的评价较为理想，农户评价结果为“较好”和“很好”的概率分别为72.21%和3.29%，农户对农村饮水供给效果的评价与农户收入之间呈现“U”型态势。其主要影响因素有政策支持、农户对乡镇政府的评价、农户参与满意度、水质、能否满足生活需要、变化情况、比较优势。从收入分组情况来看，不同收入组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并且不同的因素对不同收入组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程度不同，其共同关键的影响因素有农户对乡镇政府的评价、水质、能否满足生活需要、变化情况、比较优势。因此，提出了应多方筹集资金，拓宽投融资渠道，提升农村饮水供给水平；加强农村饮水水源环境监管及其综合整治；鼓励和诱导农户积极参与农村饮水的供给和管理；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导向作用等政策建议。

摘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是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构建环境经济的协同机制，不仅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在分析了环境经济协同的主体和作用领域的基础上，基于协同学、系统论、环境经济学等多学科的视域，构建了五个相互依存的机制体系：“环境优先”的协同目标与综合性的协同手段体系之间的双向反馈调节机制；“政府引导、企业带动、农户参与、社会组织服务”的协同主体作用机制；以生态补偿为核心的不同主体间、不同地区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农村城镇化、重点地区、关键产业和农村空间等协同重点领域的互推共促机制；以及达到协同目标、协同手段、协同主体和协同领域共同促进的组织管理机制。对新农村建设而言，研究阐明了环境经济协同机制具有理论的多维性和实践的适用性，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全面、动态和有序协同。

摘要:探讨如何在转型期的城镇化进程中，有效应对以生态风险为代表的各类风险，对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伴随着人口的聚集和工业的进驻，农村城镇化既会带来环境污染的不断累积，也会造成自然资源的大量耗费，同时也会占用大量的生态空间。基于对这些生态风险现状的分析，阐明我国在应对农村城镇化产生的污染累积性生态风险、资源耗竭性生态风险、生态空间占用性生态风险及复合型生态风险时，固然会受到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但更主要是因为出现了法律规制失灵的困境，存在着应对生态风险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司法救济效能有待提升、行政监管能力有待加强等滞碍因素。为有效规制城镇化生态风险，应以规范分析为进路，以法制生态化为方向，从完善生态立法，增强生态司法效能，提高生态执法能力等几个方面提出消解城镇化生态风险法律规制滞碍因素的具体对策。

摘要:城乡收入差距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正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以宁夏19个县区为研究对象，采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EDSA-GIS、数理统计的分析方法研究1990-2013年宁夏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宁夏城乡总体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呈现波动扩大趋势，而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呈波动缩小趋势。②宁夏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异显著，城镇收入和农村收入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城乡收入比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③1990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热点区始终位于宁夏中南部地区，而冷点区长期位于北部引黄灌区，且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二元结构特征。④工业化水平和人均GDP的提高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市民化水平和财政支农力度的提高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对中南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增加财政支农力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摘要:土地整治是提高土地质量、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的重要手段，也是确保耕地资源动态平衡的关键。本文以黑龙江省2000-2013年实施的土地整治项目为基础数据，以县域为基本单元，采用耕地整治率、地理集中度、基尼系数及变异系数，对其土地整治项目及新增耕地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2000-2013年，黑龙江省土地整治项目数量和规模均呈现波动增长的态势，项目类型逐渐单一化；2）2000-2013年黑龙江省耕地整治率为9.06%，耕地整治率和整治项目数量分布均呈现两大平原地区高于大小兴安岭和张广才老爷岭地区的态势；3）2000-2013年黑龙江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在时间上呈波动增加态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先分散再聚集于两大平原区域的变化特征，新增耕地率总体呈下降趋势；4）建议黑龙江省土地整治工作应继续以土地整理类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为重点，合理确定土地整治项目类型和目标，大力推动各地区土地整治工作协同发展，切实提升耕地整治率。

摘要:为了探明早稻稻草的高效还田方式，采用大田试验，研究了不同早稻稻草还田方式对晚稻产量、钾素农学效应、植株吸钾量和钾素利用率的影响，为南方稻田晚稻生产中如何利用早稻稻草提供指导。结果表明：稻草焚烧（SI）或稻草覆盖（SM）还田提高了钾素农学效应、产值、增产值和产投比，稻草覆盖（SM）还田还提高了吸钾总量和钾素利用率。通过计算农田钾素表观平衡，发现除稻草留高桩（HN）处理外的所有处理都出现了钾素亏缺，稻草全部焚烧（SI）、稻草留高桩部分焚烧（HI）和稻草覆盖（SM）处理钾素亏缺量小于稻草不还田（AK）处理。综合考虑产量、经济效益和钾素利用率等因素，南方双季稻区早稻稻草覆盖还田是最优的还田方式，对减少晚稻化学钾肥投入具有重要作用。

摘要:近年来，众多研究报道了华北平原土壤有机碳具有明确地显著增加的趋势，表现出“碳汇”的效应，但是，华北平原土壤有机碳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尚未明确。基于已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利用河北平原区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的20 029个土壤分析数据和河北省各气象站多年年均温度和年降水量资料，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方法，分析探讨了土壤有机碳密度及其变化量在不同年均温度和年降水量带下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研究区年均温度变化为0.29 ℃/10a，年降水变化为-25.99 mm/10a。河北平原区表层土壤有机碳密度为0.18-18.72 kg/m2，平均为 (2.19 ± 0.78) kg/m2，其空间分布呈由西向东递减的趋势，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变化量为39.17 Mt。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温度是河北平原区土壤有机碳密度及其变化量的主控气候因素，但是，其受到降水量的制约。但研究区土壤有机碳及其变化与年均温度、年降水量并不服从简单的依变关系，还存在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农业活动很可能就是气候因素之外影响土壤有机碳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充分考虑到研究区的年均温度和年降水量分带等因素，可以有效地分析大尺度区域范围内的气候因素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